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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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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创造性破坏”有创造，也有破坏。但精彩之处在于，创造和破坏在动态过程中是怎样各自展现的。
作为出生于法国时尚大咖家庭的富二代，阿吉翁似乎也有着像他母亲Gaby那样“我要做新势力”“我要对这一切发起挑战”的品味。这种品味转换成经济学话术，就是要挑战支撑经济学的基础，挑战经济学对这个时代最重要命题的既有观察和洞见。
伟大的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创了“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一词，它被认为最符合经济现实，却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造性破坏”建立在悲观主义基础之上。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Sombart）都将“创造性破坏”看作一出“自己挖的坑自己跳”的悲剧，是无法克服的“自毁系统”。
熊彼特的悲观面貌稍微好一点，他觉得创造性破坏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个过程是“愉悦”的，其中有一种非常值得尊敬的东西，叫“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用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对原来市场上存在的商品、组织和服务进行“冲击”的那些人的“欲望、智慧和使命”。他们的胜利意味着别人的失败，他们是“创造性破坏”的来源，他们是创新的英雄。不过因为最终的命运也是“资本主义系统自毁”，熊彼特认为，“他们是悲剧轮回的英雄”。
熊彼特给“创造性破坏”提供的这么一点点“愉悦”，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现代经济学家抛弃了他的“资本主义悲剧轮回”，集中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上。在传统的经济学增长模型中，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模型，到了索洛那里，才确认了技术的重要性。在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里，技术创新已是最重要的变量。
不过，他们思考方式都没有超越熊彼特。在熊彼特看来，创新都是通过“新进入者”发动，然后取代“老家伙”。“老家伙”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被动，同时“新进入者”慢慢也会变老，被“更新的进入者”干掉。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是外生的，意思是不知道技术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天上掉下来”的。保罗·罗默不满意这么处理，将技术当作经济主体内在产生的创新想法。新想法一旦产生，就具有正外部性（或称溢出效应），就能极大地提高效率。
概括地说，创新在内部产生，推动社会进步，不仅创新者能得到好处，相关不相关的人都能间接受惠。保罗·罗默认为，新想法产生的成本很高，出来之后却很容易被模仿，“好东西太容易扩散了”，所以，一定要为这个好东西设置“租金”。
例如企业进行药物研发，研发成本很高，药物出来被别人复制的边际成本很低。那怎么办？就需要“专利制度”，来保护“内生增长的源泉——创新的想法”，否则，所有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和“山寨”，整个社会就没有人愿意创新，企业家精神就会萎缩。
现在，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的思想出场了。
首先，阿吉翁对“创造性破坏”是乐观的，不是悲观的。它会带来改变人类进程的爆炸性增长。年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停滞的，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完全是另外一条经济增长轨迹。人类的物质生产不断加速，这一切都是因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其次，阿吉翁在年与其合作者豪伊特（Howitt）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以创造性破坏为增长模型》（AModelofGrowthThroughCreativeDestruction），只不过两年后才在Econometrica上发表。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创新是一个与旧事物“搏斗”的过程。
跟前贤的论述不同，创新并不是一出来就是正外部性、大家都喝彩、大家都受惠。而是旧的利益者千方百计或漠视、或打击、或扼杀。而创新也不断地打击旧的技术、旧的利益。创新是带着“伤痕”、带着“委屈”、带着“白眼”出场的，它也千方百计来“贬低”、“摧毁”和“拆散”旧的东西。大家是一种“厮杀”与“挣扎”的关系。
请问，阿吉翁的思想是不是更符合我们的实际世界？是不是更符合物种的进化规律？是不是更达尔文或者E.O.威尔逊一些？
所以，阿吉翁的观点是，“创造性破坏”有创造，也有破坏。但精彩之处在于，创造和破坏在动态过程中是怎样各自展现的。
创新是一个浪潮式的过程。在基础创新起来时，应用创新并没有跟上，用现在的话说，没有应用场景“托着”，或者没有“杀手级应用”。那么，基础创新代表的浪潮第一阶段（“浪潮1”）是创新，但是一个被侮辱、被漠视甚至被排斥的阶段。
蒸汽机年发明了，但50年后才大规模应用，直到年英国人均GDP才开始加速增长，那时候蒸汽机已经在很多机械上大规模取代人力畜力。而在蒸汽机发明的年，它被视为“奇技淫巧”，是一个新鲜的玩意，而人们只渴望一匹更快的马。
阿吉翁这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里面没有提乔布斯的iphone，它是一个好例子。年iPhone第一代问世，也被当时手机霸主诺基亚视为“小众产品”“奇技淫巧”，是打电话加上个上网浏览器，顺便加入了ipod播放器，是一种小儿科的文艺混搭。
诺基亚对iphone的漠视和羞辱，当时看也有一定的道理。在iphone4之前，iphone的确是小众产品，卖得很吃力。但年iphone4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苹果的命运。因为4G网络出现了，人类进入了高速网络时代，iphone4变成了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大量app在iphone上出现。脸书、美团、uber、airBNB等，像繁星一样出现，并且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导致iphone进入前所未有的爆炸型增长，苹果目前是世界上第一个敢于挑战3万亿美金市值的超级公司。
iphone漫长而高速的增长，是对诺基亚的无止境压迫和羞辱，诺基亚这个功能机时代最伟大的巨人很快轰然倒下。要知道，原本它是4G网络的领先者，它是手机最大的专利拥有者。
年，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就写道：“旧事物的消亡是新事物产生时不可避免的结果。”
再次，浪潮1有基础创新，不是“即插即用”，创新不够强大，创新还没有广泛的应用，是处于被漠视、被羞辱的阶段。但是因为要做基础创新，很多社会资源要涌向基础创新。在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大量资源进入创新行业的生产率反而是低的，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比会过去都低了。于是，在这个阶段，“长期停滞”言论就非常流行。
这时候，很多搞计量的经济学家很糊涂。比如福格尔，这是一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论证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工业革命机器的北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反而不如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经济。显然，这是荒谬的。他看不到浪潮1阶段出现的“生产率悖论”——就像一个12岁的在校“学霸”的劳动生产率肯定不如12岁的煤矿童工，但是，小学霸的生产率会在22岁以后出现“爆炸性增长”。
最新的一位犯糊涂的经济学家是罗伯特·戈登，他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中声称，“互联网带来的进步还不如铁路”。根据他的测算，互联网在提升生产率方面是很平淡的。显然，他是在计算互联网革命浪潮1阶段的生产率，然后进行不恰当的比较，得出轻率的结论。
我们回到阿吉翁。当浪潮1向浪潮2延伸，创新应用开始加速，很多人开始接受这样的有实际场景的创新。随后，整个经济都感受到了创新。创新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规模，这就是浪潮3。
在浪潮2阶段，创新开始打击“旧势力”的企业和就业岗位，“破坏”越来越触目惊心，破坏大于创造。像诺基亚这样的企业纷纷倒下。人们归罪乔布斯一人毁掉了太多的岗位。到了浪潮3阶段，“创新”创造了更多的岗位，创造大于破坏。创造几十万快递就业岗位的美团创始人王兴，在上市敲钟的时候还不忘感谢乔布斯和他发明的iphone。毫无疑问，美团王兴享受了浪潮3，整个社会也享受了浪潮3的创新红利。
有意思的是，阿吉翁说，在浪潮1和浪潮2这个阶段，不像熊彼特或者罗默设定的那样，都是外部者创新，其实旧有企业也会进行前沿创新。这更符合现实。乔布斯的苹果击打了诺基亚，当时的互联网巨头谷歌以及腾讯看到了iphone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威力，迅速沿着移动互联网路线进行创新。前者开发了安卓手机系统，后者开发了基于移动社交的杀手级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