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儿治疗白癜风好 https://m.39.net/baidianfeng/a_4925640.html古巴的“医疗外援”在疫情之下引起了世界各地瞩目，事实上，古巴从革命至今，有着悠远的“医疗外交”传统。只不过，年代经历了苏联解体和全球左翼的退潮，
“医疗外交”在动荡的地缘政治中举步维艰。
古巴的医疗外交的国际主义色彩，也更多地转向了“交易”——为孤立无援的国家赚取外汇收入。
但是无论有偿还是无偿，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经济危机后，古巴的医疗援助都和这种“象征性资本”分不开。就算是能够获取可观外汇的驻地医疗项目，也不能被视为单纯的劳务输出：这是古巴政府基于政治考虑、人道主义考虑和经济考虑做出的综合选择。而通过医疗援助获得的“象征性资本”是比直接的金钱更加长久和稳定的，也是在未来可以发生不同形式的转化的。
驰名世界的古巴出口，除了朗姆酒、甘蔗和雪茄，还有相当不为人知的一项：医生。
古巴是首先为新冠疫情重灾区意大利提供医疗援助队的国家之一，最近又向安多拉、阿根廷、牙买加等国派出了医护人员支援疫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交口称赞。也许很多人在疫情爆发前对古巴医生还非常陌生，但在拉美，人们对他们的存在早已习以为常。古巴训练有素的外派医疗队，在拉美乃至世界各国驻扎数年，这是革命的一笔重要遗产：它得益于古巴革命后稳健的公共医疗系统，也是苏联解体后古巴经济危机下的不得已之举。近年来，这些医疗队员在给古巴政府带来丰厚收入的同时，却也在拉美各国频频受阻。新冠疫情，或许是古巴几十年“医疗外交”的一次翻身仗。
年古巴医疗卫生部派遣医疗小队前往塞拉利昂，帮助抑制埃博拉病毒爆发。
古巴医疗和“医疗外交”：革命的孩子
革命后古巴一手建立的医疗体系福利覆盖面之广、保障之完善却让不少以医疗技术发达为荣的国家汗颜。革命后，和其他产业一样，医疗系统也收归国有，卡斯特罗政府开始了对医疗系统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一套从国家到地方的分级医疗体系，在医疗资源稀医院，着手培养医生。在80年代，古巴培养的医生数量就已完全足够支持本国医疗体系运转，甚至还能出现富余。
原泛美卫生组织（pan-americanhealthorganization）顾问、学者JulieFeinsilver认为，古巴创建如此庞大和完善的医疗系统实际上也是“医疗外交”倒逼的结果：古巴革命政府从一开始就组建外派医疗队，向国外输送了近一半的医生参与援助，本国的医疗资源必须通过大量的新鲜血液输入、对医护人员的系统培训来保证。同时，有趣的是，古巴不仅把国民健康和医疗的权利写入宪法、建立免费医疗体系，古巴政府甚至将人民的健康用作了政权健康的隐喻。这样一来，民众受到医疗保障并保持健康和国家的命运变得息息相关了，也让政府在建设医疗体系时更小心翼翼。
今天，虽然大部分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依然集中在哈瓦那，但是相比起年古巴全国只有8所医学院的情况，如今古巴拥有的24所医学院和14所医疗专科学校的成就依然令人叹为观止，更不用说古巴傲人的人均医生拥有量：平均每人中就有9个医生。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从普通检查到手术，个人的医疗支出全部由国家承担。
然而，古巴的医生和病人们却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美国早已对古巴实施贸易封锁，医院中缺乏基础的药物和医疗器材，更让古巴的一般财政收入大打折扣。在苏联解体后，古巴更是失去了主要的贸易伙伴和经济支柱，一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在经济上自救，也为了在新的国际形势中结交盟友、赢得支持，古巴人又一次将希望寄托在了他们的医生身上。
“医疗外交”可以说是一个为古巴而准备的词，因为它太具有古巴特色了：它是在古巴革命政府强力推动下建立的全医疗系统，携带着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期待的博爱和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古巴政府在苏联解体后对自主建立外交和外贸关系的急切需求，在这三者共同影响之下所诞生的。在革命之后，古巴主要依靠对苏联廉价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交换苏联的高价工业产品和消费品等获得苏联的间接补助来支撑经济。苏联解体后，古巴不仅失去了稳定、丰厚的经济资助，更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部分的外交支持，卡斯特罗开始在种种方面寻找合作伙伴。几年后，他的委内瑞拉朋友查韦斯当选了总统，并很快和古巴签订被称为“石油换医生”的协议，以“优惠价格”向古巴出售本国石油，交换古巴医疗和医疗教育资源。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数以万计的委内瑞拉医生接受了来自古巴的医疗培训，古巴也在委内瑞拉建立了完整而低价的医疗服务体系。
直到今天，委内瑞拉仍然是古巴“国际医疗使团“的重要驻扎地，每年都有许多委内瑞拉医生赴古巴接受医学教育和培训，古巴也派遣大量医学生赴委内瑞拉实习、为当地社区提供医疗援助。这些古巴医生的在地工作条件甚至比委内瑞拉本地医生更加艰苦：一些古巴医生深入到贫区接诊，这里的许多病人都支付不起一般医疗的费用，这些区域的治安状况也让本地医生望而却步。
继委内瑞拉之后，古巴政府更积极地向许多国家输出了类似的驻地医疗使团，如玻利维亚，以及南非和安哥拉。
古巴人对长期援助项目的驻地的选择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在南美，查韦斯上台后的委内瑞拉和莫拉雷斯上台后的玻利维亚都是古巴可信赖的左翼社会主义盟友，而巴在引进古巴医生时也正值左翼总统罗塞夫掌权。在非洲的驻地中，安哥拉经历内战后执政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曾与苏共关系密切，目前属于中左翼社会主党派，而南非的“族之矛”武装运动（曼德拉建立的武装部队，旨在推动非国大[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反抗届时执政的南非国党）也曾接受过古巴的训练。古巴在这些盟友国家设立比较稳定的医疗援助项目后，才继续向更多国家发展驻地支援。尽管这些长期援助项目的被援助国政府会提供数额不等的补贴——这补贴在后来成为古巴重要的外汇收入，但是Feinsilver提到，古巴医疗援助中表现出来的南-南合作证明古巴政府把它当作一种责任：在革命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古巴提供过支持与帮助，而医疗援助则是古巴返还“人情”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革命时代的古巴医生们更多承载着“为国争光”和帮助盟友的使命，那么90年代后医疗外派则更明显地展现出拉动经济的目标。在全球救治数以千万计的病人同时，古巴医生也带来了古巴生产的药物和疫苗等供援助项目使用。而这些出口国外的医药用品，随着医生一起给古巴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据统计，古巴的生物科技产业在年内带来了3.5亿美元的产值，而医疗服务给古巴带来的年收入在年就达到了23.12亿美元，相当于古巴钴镍出口和旅游业产值的总和。在进行国外驻地医疗任务的同时，除了驻地国家支付的现金酬劳，一些国际NGO也会向古巴支付医疗补贴而随着古巴医生在国外声誉渐长，“医疗旅游业”也开始出现。
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古巴医疗队援助塞拉利昂救治患者。
除了驻地支援，古巴医疗援助的另一个重心是救灾任务。在埃博拉和H1N1疫情暴发期间，古巴医疗援助队在国外，尤其是医疗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承担了可观的救治任务。今年在全球新冠疫情内派出的援助，和此前对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后辐射病患者的救治也都属于这个范畴。与驻地援助不同，这些灾情援助往往是无偿的，它们的成效也非常明显地反映在了一系列联合国有关古巴事务的决议上。去年，联合国举行了一轮有关停止对古巴经济制裁的投票，在个成员国中，个投了赞成票，仅有美国、以色列和巴投下反对票。
从更广义的角度说，古巴的国际医疗援助实际上继承了革命中反殖民主义的精神，也在延续了切格瓦拉式的与国际社会和阶级矛盾接轨的斗争模式。事实上，把革命和医疗联系在一起正是医生出身的切格瓦拉提出的想法，而初始的古巴医疗支援也和部分国家的独立战争有关。把时钟拨回古巴第一次对别国派出驻地医疗援助，是在年向阿尔及利亚派遣驻地为期14个月的医疗使团，而彼时阿尔及利亚正处于独立战争的战火之中，面临法国撤出医护人员的导致的医疗资源短缺。年代，古巴向非洲小国几内亚比绍派出的医疗队也旨在救护其独立战争中的伤兵。古巴通过医疗资源的输出把自己和世界各地的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斗争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也是古巴希望世界看到的精神和形象。
Feinsilver指出，古巴通过派出医疗援助获得的“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远超普通小型发展中国家，这也把古巴送上了世界舞台；可以说，医疗援助正是在拉美地区影响深远的古巴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延续。医疗从一开始就是革命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担任领导人期间，曾花了三十年时间希望把古巴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医疗强国，医疗资源出口则正是国家实力和革命成果的绝佳证明。
但是无论有偿还是无偿，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经济危机后，古巴的医疗援助都和这种“象征性资本”分不开。就算是能够获取可观外汇的驻地医疗项目，也不能被视为单纯的劳务输出：这是古巴政府基于政治考虑、人道主义考虑和经济考虑做出的综合选择。而通过医疗援助获得的“象征性资本”是比直接的金钱更加长久和稳定的，也是在未来可以发生不同形式的转化的。
除了直接派出医疗援助，古巴的国际医疗教育也在以更深远的方式影响着世界的医疗工作。
拉丁美洲医学院（ELAM）
在哈瓦那一处旧海军基地的主楼顶上，一条蓝色的长标用大写字母醒目地标出了这座建筑如今的身份：拉丁美洲医学院（EscuelaLatinoamericadeMedicina）。这所年创办，年拥有第一届毕业生的大学是全世界学生人数最多的医学院，每年录取学生人数在名左右，迄今为止已经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医学生，-年在校学生总数就达到了人。这些学生全部来自古巴以外的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甚至包括美国——当然，一切学费和生活费全免，学生还可以享受一小部分津贴。
值得一提的是，ELAM所培养的数百名美国学生中，一大部分是因为无法承担美国医学院高昂的学费而选择前往古巴深造，而在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非裔美国人。一名非裔美国医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她从小在白人为主的社区中长大，来到ELAM后看到非裔古巴女性在学校中担任领导职位令她眼界大开。另一名学生则表示，她在美国的医学院从来没有归属感，因为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富家子弟；而在古巴，医生和普通人的收入和阶层差距并不大。换言之，古巴的医学教育并不是像美国一样，被用作一种稳固阶级位置或实现中产阶级向上流动的手段。
MEDICC是一家位于美国，旨在促进美国和古巴医疗交流的NGO，在年，它对本年度ELAM的毕业生做了一系列访谈，学生JessicaLucey便是其中之一。Jessica一直以来的志向是做一名妇产科医生，但经过在ELAM的学习之后，她“迷上了家庭医疗”，继而打算去洛杉矶内城的贫困社区做一名家庭医生，致力改善社区内女性的健康状况。另一名毕业生NateKratz则希望在取得内科住院医训练后，到别的国家行医（Practiceinternationally）。
很显然，ELAM的毕业生不仅受到了医学的专业训练，他们中的许多人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