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埃及总督萨义德进行了土地、税收、法律等方面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曾仿效西方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清王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上述改革开放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也不乏类似的例子。东欧一些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等国）都开始改革。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开始改革。年，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是失败的，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
一个简单的事实，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并不太多。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成功需要具备的条件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大前提条件。第一类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社会基础、物质基础。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第二类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既有格局和利益的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就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掌控全局，采用各种方式来缓和、减轻相应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由此改革才能成功。
什么是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决非易事。什么是基础性国家能力？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七个方面能力至关重要：（1）强制能力：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2）汲取能力：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3）濡化能力：国家使得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三个大分流分析：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国与日本的大分流，以及战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大分流。
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学术界有人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另一些人则认为，至少在～年就开始发生了。不过大家都认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真正的分水岭。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六件大事：科学革命（16-18世纪）、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
关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学术界已经争论上百年，不过断言科学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人并不多。而后五件大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
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增速高达4.05%。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见表1）。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表1现代国家形成前后人均GDP增长速度
表2：现代国家形成前后世界人均GDP
大分流也表现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表2，按年国际美元估算）。从16-17世纪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雏形，欧洲的经济增长才开始提速，东西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鸿沟，西方领先于全球。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欧美崛起依靠的强制能力
如果认真仔细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