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治疗效果好的医院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etbdf/年的国际形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大国博弈激化的影响。新政府执政后，美国政府的战略理念从大国力量比对转向美西方力量整合，试图通过“价值观外交”联合盟友抢占规则主导权，以确保美国长期领导地位。虽然拜登政府表态愿管控中美冲突风险，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但其“价值观外交”客观上加剧了大国竞争，并导致中美竞争继续向治理、技术领域扩散。“价值观同盟”也对中国参与对外合作形成挑战，这些新挑战都加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导致较严重的治理赤字。在大国博弈影响下，全球安全风险总体上升：随着美国向印太地区集中战略资源并强化同盟体系，台海、南海传统安全风险居高不下，恐怖主义风险因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而升高。与此同时，疫情继续影响全球经济，气候、能源、大宗商品、数字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各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压力趋增，全球、区域和各国国内治理面临全方位挑战。拜登政府9月以来释放的信号增加了大国管控风险、共同应对上述挑战的可能性。展望年，国际格局变化危中有机，总体仍将向着多极化发展。我国应稳住中美关系、拓展多边合作，倡导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可行有效的全球治理。
年，国际格局发生了两方面重要变化。一方面，随着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并推行新政，美国的战略视野从中美两国国力比对转向体系比对，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和同盟建设。尽管拜登意图管控中美关系风险并基于美国利益展开一些领域的合作，却以“价值观外交”开展与中国的竞争，加剧了大国冲突风险。另一方面，新冠病毒变异、部分国家抗疫不力带来供应链断裂、能源危机等衍生问题，给各国发展与稳定带来新挑战，使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国际关系更加复杂。
上述两大因素对当前国际政治与安全产生重大冲击。在全球治理领域，疫情蔓延凸显治理赤字，“价值观外交”更使得一些治理议题意识形态化，对多边治理形成阻碍。在安全领域，“四国联盟”在亚太地区的演进、美国在两岸关系上的不断突破均加剧了大国对抗；阿富汗撤军则加剧了非传统安全风险；气候、能源、大宗商品等领域的非传统风险也有上升趋势。在国际关系领域，“价值观外交”加剧了大国对抗气氛，对国际合作形成阻碍。同时，疫情后的国际格局继续朝多极化方向发展，日趋深化的全球性也增加了对国际合作的需求。多边合作仍然是全球治理的客观需要，也是管控大国博弈风险、稳定国际环境的重要路径。在大国博弈激烈化、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背景下，我国应跳出中美关系范畴应对大国竞争，继续通过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对冲中美长期角力。
一、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强
当前国际局势呈现大国竞争加剧的特征。尽管拜登政府表示希望管控中美关系风险，否认中美进入“新冷战”，但仍将中国视为“首要挑战”。拜登优先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同盟”，加剧了大国冲突风险，使得国际局势呈现“实力政治”的特征。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实力日趋接近，国际格局日益呈现多边化的特点，主要国家力主表现出一定的战略自主性，其利益诉求也日益多样化。这种发展趋势表明，以相互尊重为原则、以治理合作为抓手的多边秩序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
（一）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时代的“反华遏华”政策
国际对抗很大程度上来自大国博弈加剧，主要表现为中美竞争加强，其根源则是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重大变化。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分值表-》显示，中美关系自年8月以来一直在恶化，到年年中中美关系指数已经下降至-8～-7，相当于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年中国反对美国侵越时的水平。年7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演说中诬称中国与“自由世界”对立；年1月，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由“匿名前任高级政府官员”撰写的《更长的电报》，鼓吹对中国实施昔日应对苏联的遏制（Containment）政策。在二元对抗思维的影响下，拜登政府部分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年）的战略政策，将中国认定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指责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实力对世界秩序形成挑战。在国会联席会议、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多次强调，美国将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为确保美国赢得21世纪的长期竞争，美国的长期手段是“建设”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经济竞争力、政治影响力和规模主导力，而短期手段则是“破坏”中国的海外经济活动和外交关系，这不可避免地使中美产生重大摩擦。
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包括强化同盟、对华竞争、对华有限合作与管控风险。美国在全球拥有庞大的同盟体系，因此拜登政府优先发展同盟关系，“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同盟”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概念之一。美国通过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北约峰会等机制加强与欧洲的协调，并谋求与俄罗斯改善关系。拜登在亚太构建“四国同盟”、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政治安全体制，并对东南亚国家展开“四国同盟+”合作。在技术领域，美国于年5月11日拉拢欧洲、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的64家科技巨头组建“美国半导体联盟”，并意图以七国集团为核心，与韩国、以色列等国打造“技术十二国”联盟。
在对华外交中，美国将“人权问题”列为“价值观外交”的核心，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制裁，对中国对外合作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例如，以新疆、香港所谓“人权问题”引发中欧对抗。拜登政府还将“人权问题”与贸易、技术挂钩，以制约中国发展。例如，美故意扣押中国船只及货物，对中国的光伏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组建“民主国家”供应链同盟。与此同时，美国通过联合军事行动、政治外交等将盟友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对华战略绑定。例如，美联合欧洲国家举行所谓“南海自由航行”，强化在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存在，在国际组织中联合盟友对华发难。与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外交不同，拜登政府以所谓多边主义拉盟友一起围堵中国。同时，拜登政府拉盟友一起抢占技术、贸易等规则的制定权，以期限制中国长期的经济、技术发展。
拜登政府也希望在与华激烈竞争的同时管控风险。拜登先后派出气候特使克里、副国务卿舍曼等官员访华，并于年9月10日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表示愿通过加强对话避免战略误判，与中国共同管控风险。针对台海风险，拜登和布林肯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9月双边元首通话后，美方在联合国大会等多个场合强调中美合作，提出“再挂钩”（Recoupling）、“持久共存”（DurableCoexistence）等概念。年11月16日，两国元首再次通话，拜登总统再次表示愿与中国加强沟通，减少误解，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但由于美国对华竞争向全领域扩展，中美冲突风险总体仍呈上升趋势。例如，美国在9月构建美英澳“印太安全同盟”并计划帮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美国高官在10月多次发表支持台湾当局加入联合国等错误言论。
当前，中美对双边关系的理解和定位存在重大分歧，美方希望中美在不同领域进行竞争、合作和对抗，认为双边竞争不影响中美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但美方“三条路线”的基础仍然是基于实力的外交，因此中美关系最终回归大国角力。此外，中美在少数领域的合作受到美国国内强硬派，尤其是鹰派国会议员的干扰。正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9月1日会见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时指出，气候变化合作是中美关系中的“绿洲”，但如果其他领域的“沙漠”得不到治理，“绿洲”迟早会“沙漠化”。未来中美合作会受到美国反华外交的制约，拜登政府需要正确定位和理解中美关系，两国也需要探索“竞争中共存”的相处模式。
（二）多极化仍是国际格局大势所趋
国际格局发展显示出中、美、欧综合实力继续接近，世界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图1选取年以来的经济和军事数据，使用“相对实力”概念对中、美、俄、日、印和六个欧洲主要国家进行面板数据比较，可见美、欧目前相对于其他主要国家仍有优势，但中国与它们的差距正在缩小。当前美国综合国力仍处于领先位置，中国正在奋起直追，而欧洲也正在加快一体化进程，努力追求大国地位。例如，欧盟在绿色发展理念上具有较强的议题设置能力，在全球治理、地缘政治谈判中拥有科技和经济优势，这些特点使欧盟成为有别于美国的世界一极，也使欧洲国家日益追求“欧洲主权”。与此同时，日本、印度等国保持着较强的国际影响力和一定的外交自主性，而俄罗斯凭借战略力量、地缘优势、资源禀赋和国际政治地位，继续在当前国际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图1～年部分大国相对实力对比
数据来源：IMF，“WorldEconomicOutlook”，StockholmInternationalPeaceResearchInstitute。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均产生冲击，但因抗疫表现不同，中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加快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第一，中国抗疫成效显著，表现优异。年，中国成功防控“德尔塔”等变种病毒疫情，稳步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探索精准防疫方法，是全球为数不多的控制住疫情的大国。第二，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恢复。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70%。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不仅向包括美、欧在内的贸易伙伴出口所需产品，而且凭借稳定的生产环境、广阔的消费者市场保持着较强的外资吸引力。第三，中国与经济伙伴的相互依赖和外交韧性得以强化。年，中国继续深化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伙伴的关系。中美贸易自疫情以来出现逆势上涨，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年9月称要“寻求改善美中商业关系”，贸易代表戴琦10月也承认中美不可能真正“脱钩”。经济合作可能成为未来中美展开对话、稳定关系的抓手。
大国博弈长期化使得多国内部独立自主外交的呼声加强。例如，德国等欧洲国家继续探求与俄罗斯展开务实对话，年促使美国取消对“北溪-2”项目的制裁。新冠肺炎疫情和英国“脱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欧盟更加强调安全、经济“战略自主”。俄罗斯一方面对与美对话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面对部分美西方政客“联俄制华”的图谋，保持战略清醒，努力与中国打造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土耳其等中等强国在区域政治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一些中小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积极寻求外交平衡，避免成为大国竞争的“代理人”。
（三）多边主义仍然是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
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多数国家仍无意选择“选边站”的外交政策。受意识形态分歧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欧洲国家对华政策近年来呈负面之态；另外，欧洲国家对美国领导力的质疑增加，美国在抗疫、阿富汗撤军方面的表现也削弱了盟友对其的信心。年6月，美国马歇尔基金会、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对11国民众的调查显示，美国在欧形象较疫情前下降10个百分点，并未因拜登上台有所好转。年9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欧盟12国的问卷调查结果，大部分被访者不认为“新冷战”与欧洲有关。该调查显示仅有21%的民众将美国视为“可靠盟友”，支持东西方对话合作的民众比例远高于支持“跨大西洋联盟”的比例。
在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推行“亲美远中”的外交路线，但“选边站”的政策不符合当事国的利益。年，日、澳、印等国继续展示对华强硬姿态，但“四国联盟”对华声明却措辞谨慎，可能反映出这些国家避免“非友即敌”的态度。东盟的外交政策则更加平衡，一些欧美智库指出，东南亚国家极不可能在中美直接冲突中站队美国。
从根本上来看，美国所谓“价值观同盟”并不是康德式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的、基于平等秩序的多边联盟，而是单极霸权和分等级的国际秩序，这无疑与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背道而驰。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中的混乱损害盟友对其能力的信心，此外美国放弃阿富汗盟友也令欧洲国家怀疑美欧集体安全承诺的有效性。美国宣布与英国、澳大利亚建立军事同盟，计划帮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引发法国和欧盟强烈不满，更引起东南亚国家对于区域内核扩散和军备竞赛的担忧。尽管拜登政府意图展现美国重视同盟关系，但上述事件表明，美国仍存在特朗普式单边主义倾向，“美国优先”仍是其政策基点。
多边主义不但要求大国通过建设多边机制进行“自我约束”，也要求大国在多边合作中起带头表率作用，摒弃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霸权主义。面对美国的“价值观外交”攻势，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努力推动国际合作。在中欧关系方面，中、法、德领导人于4月和7月两度召开视频会议，就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亚太方面，中国继续深化与东盟的关系，推动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同时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中美关系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应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进重大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
二、疫情中的全球治理赤字扩大
由于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在疫情期间集中爆发，全球治理的任务越来越紧迫。由于大国意识形态对抗上升，国际治理受到一定影响，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存在“各自为政”甚至对抗现象。面对全球治理的紧迫压力和现有国际机制的缺陷，国际社会应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填补全球治理赤字。
（一）疫情中的全球化进程面临阻碍
当前全球化面临三方面障碍，即反全球化民粹运动、大国博弈和疫情冲击。这些因素不仅阻碍全球治理，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全球性新问题。
第一，反全球化思潮近年来对全球化造成一定阻碍。欧美右翼民粹主义导致的反全球化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加剧。当前，美国出现严重亚裔仇恨问题，欧洲多国右翼民粹政党仍有一定市场，并通过煽动资源民族主义、抨击执政党防疫表现等策略吸引选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右翼“强人”领袖在特朗普影响下崛起甚至执政，他们对内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则滥用区域霸权，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不安定因素。究其根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国内经济不平等和部分产业工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长期未决，为反全球化思潮提供了土壤。拜登等欧美领导人在短期内通过扩张性财政支出进行纾困救济，但受财政预算、国内党争、社会极化等因素限制，解决上述社会问题任重道远。
第二，大国博弈阻碍全球治理合作。拜登政府虽然对特朗普式单边外交进行调整，也表示愿与中国展开气候变化等合作，但强调以“价值观外交”开展大国竞争，客观上破坏国际合作。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美国极力渲染“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并挑动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进行第二次溯源调查，对国际抗疫合作形成干扰。“价值观外交”也对中国参与多边治理合作造成负面影响，例如部分中欧对话在年受到所谓“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干扰。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持续的全球疫情阻碍了跨国人员交流，对各国经济形成压力，并产生粮食危机、能源供应危机等衍生问题。疫情导致部分跨国产业链断裂，极大地影响了区域和全球经济关系及经济复苏。疫情、反全球化思潮和“价值观外交”三者相互作用，加剧了中美经济“脱钩”风险。拜登政府和部分盟国以“供应链安全”和“人权问题”为由，企图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和价值链联盟，上述动向可能在技术领域形成大国间的“新冷战”。
（二）现有国际机制难以应对新挑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全球复杂局势，现有国际机制越发暴露出治理短板。第一，国际组织难以保持治理议题的中性。在大国博弈影响下，一些国际组织受到少数国家的裹挟，无法实施有效行动。例如，世卫组织秘书处迫于部分国家政治压力，单方面提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并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假说列为调查重点，客观上损害了该组织作为专业多边治理机构的公信力。
第二，现有国际组织难以应对新涌现的全球性挑战。对于网络与数字安全、空间治理、跨国环境治理等热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仍难以有效应对。对于气候变化等传统全球性议题，虽然主要大国正在加强协调，但落实承诺尚需时日。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态度积极，也表示愿意与中国等大国协调，但缺乏明确连贯的全局性目标，且遭到国内利益集团阻挠。这很可能影响其减排承诺的实现。对于全球发展不平等这一大问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现有国际机制也难以快速、有效地提供发展援助与物资援助。
第三，当前国际机制面临改革困境且缺乏改革共识。以世贸组织改革为例，美国于年初要求取消部分世贸组织成员的发展中经济体地位，并给予少数成员审查其他成员资格的权力，引起多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