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环境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的最新作品《剧变》（Upheaval）中译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当下，这本书显得尤为切题——无论是对个体国家还是全球社会而言，新冠疫情都可谓是一场“剧变”。
戴蒙德认为，国家危机类似于个人危机，因而其解决方案也类似于心理治疗方案。他以七个国家的历史为例说明，提出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
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愿意承担责任划清界限，明确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国家认同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国家核心价值观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在关于国家危机的论述后，戴蒙德在本书结尾部分将视野投向全球，指出当下我们面临的四大全球问题分别是核武器、气候变化、资源衰竭和社会不平等。英国医疗史学者马克·霍尼斯鲍姆认为21世纪是全球性流行病的世纪（thepandemiccentury），在戴蒙德的分析中，致命性新型疾病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愈演愈烈，是全球化——特别是全球不平等——的意外结果：全球流动的游客将地方性疾病从公共卫生条件欠佳的落后国家带到发达国家。人员的全球流动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通信工具和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让发展中国家的人看到资源消耗水平和生活标准的巨大差异，故而被吸引至发达国家。
这种论述中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它忽视了世界市场高度发达融合的当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唇齿相依、人员并非单向流动的现实状况。与此同时，该论述也让他在移民问题上显得有些立场暧昧：他一方面认为移民能够为老龄化严重的国家（通常也是发达国家）增加发展活力，但另一方面他认为现存的全球资源正在勉力支持10亿人享受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从资源的角度考量发达国家是不可能接受大规模移民的。不过戴蒙德也指出，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为蓝本提升资源消耗水平和生活标准是正当且顺理成章的，因此在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上，我们必须做的唯有让发达国家降低人均能耗。
“这是历史上我们首次面临真正的全球性挑战。”鉴于全球化已无法逆转，我们必须直面它带来的种种挑战。戴蒙德认为，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区域和全球这三个层面的合作。虽然当下我们正在见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风潮兴起，但他也提醒了我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人类已经在全球化进程的道路上走出多远，挑战与机遇并存：
“全球化既给人类带来了问题，又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路径。今天，全球化的一个负面影响是使各种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增长与传播，例如资源竞争、全球战争、污染物、大气层气体的排放、疾病、人员流动以及许多其他的问题。但全球化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要素也得到了增长与传播，例如信息、通信、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几门主导性的世界语言的出现、对别处状况和解决方案的普遍认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的全球共同体意识。”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剧变》中选摘了讨论全球性问题的章节，以期与读者共飨。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美]贾雷德·戴蒙德著曾梦媛译中信出版集团年4月
《世界将去往何处》（节选，标题自拟）
文
贾雷德·戴蒙德译
曾楚媛
全球化与不平等：发达国家降低人均能耗是唯一出路
在石油和金属等资源的人均消耗量，还有塑料垃圾和温室气体等废弃物的人均排放量方面，第一世界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以美国为例，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所消耗的石油数量，还有排出的塑料垃圾和二氧化碳量，是贫困国家人均的32倍。32这个系数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未来有重要影响。这就是我指出的威胁人类文明和物种的最后一个问题。
为了理解这种影响，我们先来反思关于世界人口的问题。当前，世界总人口已超过75亿，而且有可能在半个世纪之内增加到95亿。几十年前，许多人认为人口问题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然而，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人口和另外一个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才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全球总消耗量，即全球各地消耗量的总和，而各地消耗量则是当地人口数量与当地人均消耗量二者相乘得出的结果。
人口的重要性与人们的消费和产出息息相关。如果全世界75亿人口中的大部分都被关在冷藏储物柜里，既不进行新陈代谢，又不消耗任何能量，那么人类就不会产生资源问题。世界人口中近10亿人主要生活在北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而剩下的65亿人大多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两个群体的人均资源消耗量之比约为32∶1。这些数字说明，大部分的资源消耗发生在发达国家。
尽管如此，许多人依旧仅
